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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与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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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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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也曾说，北京文联他最怕的是两个东说念主，一个是端木蕻良，另一个是汪曾祺。意旨风趣是，畴昔这两个东说念主的写稿，会有配置。这个说法出自汪曾祺的著述，我问过林斤澜，他说是如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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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老舍主编《说说唱唱》月刊的时候，端木蕻良与汪曾祺都是裁剪。老舍不久就感受到，这两个晚辈都有内在的爆发力，前途不可限量。他们之间的联系，亦然较为亲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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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北京日报编副刊时，老舍一经离世多年了。老裁剪谈起旧时北京文学界，未免生叹，也由此知说念了不少旧闻。我曾向端木蕻良和汪曾祺约过稿，从他们身上明显感到迥殊之气。那时候的散文、漫笔能抵得上他们的，实在未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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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与汪曾祺都善写漫笔，读起来通透自如。他们的念书札记与东说念主物素描颇为逼真，著述举重若轻，余味缭绕。许多年间，副刊上的作品多避重逐轻，偶然候也未免八股气。而他们写来的翰墨，粗犷中有一种内好意思，也常有出东说念主想到的妙笔。这在国内小品文中，称得上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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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当年观赏两东说念主，其实是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我方莫得的东西，那即是京派传统。而老舍属于京味作者，他方言中的文气亦然两东说念主所无的。咱们知说念，京派传统到了20世纪50年代一经式微，知堂逃避到“苦雨斋”翻译希腊经典，废名离开北京到了东北，沈从文则转业到文物单元了。端木蕻良早年毕业于南开中学和清华大学历史系，常识配景与京派有所交汇，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随沈从文念书，当然继承了京派意绪。但两东说念主在20世纪50年代的写稿极度逃避我方的意旨风趣意旨风趣，他们知说念，积习在新的时间里要有所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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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曾屡次随老舍走访北京风土，了解文物与各种文东说念主群体。我想那历程中，彼此的交流亦然酷爱的。而汪曾祺在20世纪50年代每年去老舍家的约会，所炫耀的气质，亦然让老舍不可健忘的。这些在一些回忆翰墨中，不错找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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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端木蕻良与汪曾祺被扼制的审盛意旨风趣意旨风趣井喷般出来。前者从左翼精神转入京派历史意旨风趣意旨风趣和诗文意旨风趣意旨风趣，还保留着鲁迅传统的某些遗凮。后者则跳出样板戏写稿的框子，转头到废名、沈从文的某些旅途上。但他们的转头京派意旨风趣意旨风趣，一经与民国语境大不疏通，眼界不限于书房中，辞章也多见弹性。这不仅维合手了某些五四传统，也在向古代辞章请安，著述学的意味也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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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对端木蕻良一向佩服，对他的评价高于对其时其他一些东说念主。北京文联的老作者中，除老舍、赵树理以外，端木蕻良的重量在他心里最重。有一次我去汪曾祺家里，谈及香港一册体裁杂志创办若干周年的活动，国内许多作者都写了道喜著述，汪曾祺说，写得最佳的是端木蕻良，他我方的那篇如故过于普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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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亦然观赏汪曾祺的。他看到汪氏那篇吊问沈从文的著述《星辰对什么其文，小儿其东说念主》，认为所作的诗句“尤及回乡听楚声”中的“尤及”二字很好，是深味其中滋味的。那么说他们心有灵犀，亦然对的。他们平时莫得什么往复，彼此只在心里惦念，可谓杵臼之交。端木蕻良圆寂后，汪曾祺写了一篇吊问著述《兰摧玉折——悼端木蕻良同道》，文中谈到端木蕻良的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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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善写旧体诗，由重庆到桂林后常与柳亚子、陈迩冬等东说念主附和。他的旧诗间有拗句，但俊逸洒脱，每出专科诗东说念主之上。他和萧红到香港后，曾两个东说念主合编了一种体裁杂志，那上头发表了一些端木的旧体诗。我只谨记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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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难过对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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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颇似李商隐，在可解不可解之间。端木的字很美艳，宗法二王。他的文稿都很干净。端木写过戏曲脚本。他写戏曲唱词，是要唱着写的。唱的不是京剧，却是桂剧。端木能画。和萧红在香港合编的杂志中有的演义插图即是端木手笔。不知以何缘故，他和王梦白有很深的交情。我见过他一篇写王梦白的著述，似列传性的散文，又有演义的滋味，是一篇好著述！王梦白在北京的画家中是最为旷费淡雅的，结构重留白，用笔如活水行云，可惜死得太早了。一个东说念主能对王梦白情有独钟，此东说念主的艺术观赏试吃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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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京派作者中，端木蕻良的影响一直不足汪曾祺，什么原因，值得念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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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极少是端木蕻良在啃一个不好啃的馒头，晚年计划红学，走入神秘之境。写《曹雪芹》这么的书，难之又难。而汪曾祺则还在东说念主间烟火里，于贩子与野地中，生出苏轼式的仙气，与读者的距离近。汪曾祺散文的神韵，是受到端木影响的，比如端木回忆东说念主物的著述，善于从细节启程，在粗犷处露出学识，汪曾祺对此颇为可爱。咱们看他谈沈从文、金岳霖，也用了访佛的审盛意旨风趣意旨风趣。但端木的著述，还保留着时风里的某些意见，而汪曾祺莫得，扫数是一清如水，显得更为隧说念。另外极少是端木与时间的对话性弱于汪曾祺，关于历史古迹的明与暗，朦拢亲历性的回溯，与读者在一些场地有些隔阂。像汪曾祺的《晚饭花集》《蒲桥集》这类经典的集子是莫得的，是以，端木蕻良是死后伶仃，汪曾祺则热度不减，名气不亚于我方的敦朴沈从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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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外，他们两东说念主相似的场地许多。从回忆老舍的著述中不错看到，两东说念主都可爱老舍的意旨风趣意旨风趣，端木蕻良在《忆老舍先生二三事》中有这么的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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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先生除了爱慕张大千、皆白石的画，也可爱保藏。他相配可爱保藏瓷器，非论官窑、民窑，非论什么朝代，唯有制作淡雅、花色迥殊，他都品玩，如获至珍。赵树理曾送他一只“酒桃瓶”，其时琉璃厂许多，不久就买不到了。我也送了一只雪花兰瓶，老舍先生都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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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那篇《老舍先生》，这么写说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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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先生藏画甚富，广大是宏构。所藏皆白石的画可谓“绝品”。壁上所挂的画是平日更换的。挂的期间较久的，是白石老东说念主应老舍点题而画的四幅屏。其中一幅是许多东说念主在著述里提到过的“蛙声十里出山泉”。“蛙声”怎样画？白石老东说念主只画了一脉轩敞的流泉，两旁是乌黑的石崖，画的下端画了几只扭捏的蝌蚪。画刚刚裱起来时，我上老舍先生家去，老舍先生对白石老东说念主的想象赞叹不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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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爱的是，汪曾祺自后写演义，模仿了老舍的京味，把老北京的审好意思带了进来。而端木蕻良则寻觅更远的东西，到曹雪芹的全国存身，有些不吃烟烟火。是以比拟起来，汪曾祺如旧友世里的诗东说念主。京派畴昔与京味是互不研究的，但汪曾祺把它们聚积起来。端木蕻良莫得作念这么的实践，他和茅盾交情深，可爱作史诗，而汪曾祺关于广大叙事是莫得酷爱的，他是个安于寻常之态的东说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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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梳理过他们关于鲁迅的魄力，发现视角是周边的。比如端木蕻良年青时画过一幅鲁迅肖像，肖像莫得疾言厉色的格式，很慈蔼，像个可人的父亲。他自后褒贬鲁迅，关于先生虚心的、暖意的东西更为暖热，由此罗致了不少的营养。汪曾祺褒贬鲁迅，防备的是习尚意志、言语期间和内在的学问。也从这些方面逼近先贤。由此不错看到，他们内心呼应的是鲁迅最为本然的一面，靠近的亦然鲁迅动东说念主的部分。而他们的辞章里，是有几分鲁老汉子的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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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晚年住在和平门文联家属楼，汪曾祺则住在蒲黄榆新华社的一个塔楼里，自后搬至虎坊桥。这几个场地我都去过。他们的家都漠然处之，莫得相配的讳饰，也莫得看到若干藏书。与老舍故园比，氛围颇为不同。这一经是两个时间了。而他们给后东说念主留住的却是雷同的东西，那即是念念想的暖风。我偶然想，北京这个场地，不同期代的文气，是有所错杂的，又通常有所不同。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乃古都表象杂沓有致的内因之一，这些都耐东说念主寻味。倘能细细端量，那是很极度旨风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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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发于2025年7月3日《目田日报·朝花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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